文/何 晖  马玉婷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异宠饲养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全球风尚。在这股热潮之下，印度爬宠走私市场悄然崛起，走私者利用各种手段，将珍稀的爬行动物非法运往世界各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异宠市场需求。这不仅导致了印度本土生物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更对其他国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威胁。在印度，异宠饲养和交易的法律框架尚不完善，监管力度也严重不足。这些异宠管理法律真空的存在，使爬宠走私活动愈发猖獗，对公共安全构成新的挑战，原本的爬宠走私问题雪上加霜。

　　一、印度爬宠走私现状

　　近年来，随着全球异宠饲养热潮的兴起，印度丰富的爬行动物资源成了走私者眼中的“香饽饽”。他们利用各种隐蔽手段，如将走私的龟类藏匿于运送的蔬菜或鱼类食品下的容器里，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走私活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组织严密，形成了跨国野生动物犯罪网络。
　　走私规模数量庞大。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研究，每年仅印度东南部就有55000只星龟遭到偷猎，其中大部分是幼龟。这些珍稀的爬行动物被走私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异宠市场需求。2023年8月发生的肯佩戈达国际机场大案中，一名来自金奈的32岁男子试图将大量的爬行动物通过肯佩戈达国际机场走私至国外。海关官员检查行李时震惊地发现，除了走私人员随身的行李袋中装有1只幼小袋鼠的尸体外，其托运行李中还有共计234只爬行动物，其中包括蟒蛇、变色龙、鬣蜥、海龟和短吻鳄等珍稀物种。2024年12月，印度钦奈国际机场海关在一名乘客的行李中查获了多达349只的普通绿鬣蜥和53只大开曼蓝鬣蜥，其中有67只已经死亡。这些大批量的爬行动物由于走私被藏匿于特制狭小的泡沫箱内，缺乏通风和必要的保温措施，因缺氧和低温难逃死亡的厄运。
　　走私手段隐蔽多样。一是利用跨境电商平台进行伪报。一些印度不法商家或个人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交易限额和优惠政策，将本应属于B2B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宠物伪报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从而享受税率优惠。二是通过邮寄或携带方式走私。不法分子故意隐瞒宠物的品种、数量等真实情况，将宠物藏匿在包裹、行李中，利用边境地区的监管漏洞，通过非法渠道将宠物走私入境。三是使用隐蔽和复杂的包装手段蒙混过关。例如，犯罪分子利用印度星龟较小的体型（幼年龟体长仅10 ?15厘米，即使成年也只有20 ?25厘米），将其藏匿在特制的伪装性容器或设备中，使用多层包装或虚假标签掩盖物种真实信息及其来源。四是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进行交易。不法分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信息，寻找买家或合作伙伴，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交易和支付。这种方式的走私活动更加隐蔽和难以追踪，给海关的监管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五是开辟特殊渠道和关系网络。走私者通过贿赂海关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之便大开走私之门；又或利用边境地区的居民或游客身份作掩护，将宠物藏匿在行李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逃避海关检查。
　　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印度爬宠走私活动背后往往存在着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构建了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链，形成从情报收集、野外捕捉、物流运输到市场分销的完整运作流程，每个环节均由专业团队分工协作。前哨人员通过卫星图像和线人网络锁定稀有物种栖息地——捕猎组配备专业工具实施精准盗猎——物流团队利用伪造文件构建跨国运输通道——通过暗网平台与欧美高端买家完成交易。其次，“金字塔”式组织架构强化了犯罪效能。核心决策层由具备国际走私经验与政商资源的首脑构成，负责战略制定与境外渠道对接；中层管理者统筹区域网络运营；基层执行者则按标准化流程完成具体操作。严格的保密协议与利益分配机制不仅确保行动安全性，更通过“蜂窝式”管理实现不同犯罪单元的隔离运作。同时，他们运用加密通信软件建立虚拟指挥部，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资金洗白，利用货运App实时监控走私路径。社交媒体平台既用于物色潜在买家，也成为伪造养殖证明、构建合法外衣的传播工具。这种科技犯罪手段与传统走私模式的融合，使执法部门面临电子取证与跨国司法协作的双重挑战。

　　二、印度爬宠走私的危害

　　（一）加大生态安全风险
　　生物安全防线突破，引发生态疾病。印度非法贩运的异域爬宠往往携带多种人畜共患病原体，包括沙门氏菌、隐孢子虫等30余种已知致病微生物。由于走私过程缺乏检疫监管，这些病原体在运输途中会发生基因重组，产生新的高致病性毒株。2022年泰米尔纳德邦爆发的爬行动物冠状病毒疫情就是典型案例，溯源显示病毒源自东南亚走私蜥蜴，导致至少12种印度本土爬行动物感染，种群数量锐减40%。印度特有的湿热气候为这些外来病原体提供了理想的变异温床，部分菌株已表现出对常用抗生素的抗药性。这种生物安全威胁具有持续性和扩散性特征，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可能演变为区域性公共卫生危机。
　　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遭到破坏。外来爬宠的走私泛滥也会改变土壤结构、水质和植被分布，扰乱生态系统原有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路径。在土壤环境方面，部分外来爬宠如美洲鬣蜥会大规模挖掘洞穴，导致表层土壤结构松散，加速水土流失，其排泄物更会改变土壤酸碱平衡，影响微生物群落组成。在水体系统方面，一些被弃养的外来龟类会大量捕食印度本地水生生物，破坏食物链平衡，其携带的病原体还会污染水质，威胁饮用水安全。在植被分布上，某些走私入境的蜥蜴会过度啃食幼苗嫩芽，改变植物群落演替方向。更严重的是，这些入侵物种可能取代本土物种的生态位却无法完全履行其生态功能，造成养分循环受阻、能量传递效率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退化。

　　（二）导致社会治理困境
　　错综复杂的犯罪体系严重威胁社会稳定。2024年，印度野生动物犯罪控制局（WCCB）联合马来西亚警方破获一个长期通过金奈机场走私印度星龟和犀牛鬣蜥的跨国团伙。犯罪集团与马来西亚黑帮合作，利用伪造的航空货运标签，将爬宠藏匿在电子设备包装箱并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一方面，走私者需要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提供物流、资金、人力等支持，确保走私活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看中了爬宠走私带来的巨大利润，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为走私者提供便利的走私服务。走私者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相互渗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犯罪体系，削弱了印度的法治基础，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规模庞大的黑市经济冲击社会治安。印度黑市经济的规模相当庞大，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从非法的药品交易、走私活动，到未经许可的金融服务、地下赌博等，在印度社会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在繁荣的异宠黑市经济中，走私者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珍稀爬宠，再以高价出售给异宠爱好者牟取暴利。这一过程不仅导致政府流失大量税收，更严重扭曲了正常市场秩序，为社会治安埋下隐患。一方面，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通常采取更为隐蔽和复杂的走私手段，不仅增加了执法难度，也加剧了社会治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黑市经济滋生了腐败和犯罪的温床，部分执法人员因利益驱使与走私者勾结，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三）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一是形成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桥梁。爬宠走私的恶果，远不止于触犯法律与扰乱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将原本只存在于特定动物群体中的疾病传播给了印度普通民众。随着走私活动的不断升级，新型病原体与未知疾病也可能随之传入印度。例如，尼帕病毒、沙门氏菌感染等，这些病原体对人类的免疫系统构成未知的挑战，一旦在人类中传播开来，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2020年7月6日，联合国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每年约有200万人因遭到忽视的人畜共患病而丧生，类似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在未来仍会继续发生。
　　二是引发公共卫生体系风险。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也对印度医疗体系的应对能力造成威胁。虽然印度建立了多层次的公共卫生体系，但仍存在着公共卫生意识薄弱、资源分配不均、设施陈旧资源匮乏、医护人员短缺等种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印度对走私动物的检疫能力不足，导致沙门氏菌感染风险长期存在。安得拉邦查获的5.5万只印度星龟中有部分携带沙门氏菌，却没有后续公共卫生追踪和评估，一旦疫情暴发，医院等救助场所将会马上面临医疗资源、硬件设施崩溃的风险。

　　三、印度治理爬宠走私的相关法律措施

　　面对爬宠走私与公共安全挑战，印度当局从立法、执法、公众法律宣传参与等多个方面采取了打击措施，以期遏制日益严峻的爬宠走私活动。
　　（一）修订立法加强执法力度
　　为严厉打击爬宠走私活动，印度于2022年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1972年）》，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将濒危物种走私的最高刑罚提升至7年监禁及25万卢比罚款，以强化法律威慑。在执法层面，印度联合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管措施。海关与林业部门在边境重点口岸增设检查站点，并在孟买、德里等国际机场部署AI智能扫描系统，通过X光成像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精准拦截藏匿活体动物的行李。同时，通过建立全国性爬行动物基因数据库，利用DNA比对技术追溯走私爬宠来源。例如，2022年孟加拉国袋鼠走私案的破获就得益于凭借该技术成功锁定了跨国犯罪团伙，有效构建了对爬宠走私的全链条打击体系。

　　（二）执法部门协作机制打击爬宠犯罪
　　为应对爬宠走私的复杂产业链条，印度政府构建了以多部门协同执法为核心的联动机制。通过整合海关、林业、警方等关键执法主体的职能，形成“监管 —鉴定—侦查”一体化体系。海关部门依托口岸监管网络强化进出口货物筛查，以期精准拦截走私活体；林业部门发挥物种鉴定与生态评估职能，为案情追踪提供专业依据；警方则主导犯罪网络溯源与跨区域侦办，实施司法打击。通过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平台与联合行动预案，该机制不仅有助于实现执法资源的集约化配置，更通过部门间的无缝衔接提升案件查处效率。

　　（三）构建检疫与海关法规体系
　　在检疫监管方面，通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细则，首次将爬行动物明确纳入法定检疫范围，并配套颁布《特殊宠物检疫规程》，建立区别于传统畜禽的专项检疫标准。同时投入专项资金，在德里、孟买等六大国际口岸设立特种动物检疫实验室，配置PCR检测等专业设备，提升检疫技术能力。海关监管层面则出台《爬宠进出口监管特别条例》，规范申报流程与查验标准，通过开发“异宠专项稽查系统”，建立风险货物评级机制和走私手法特征库。在法律惩戒方面，大幅提高处罚力度，将走私爬宠的最高刑期增至7年。

　　（四）全域普法提升公众法治意识
　　为构建全民参与的爬宠走私治理体系，印度政府将公众法律意识提升与教育普及作为关键抓手，通过“意识唤醒—行为引导—监督落地”多层次宣传策略激发社会监督力量。其一，印度政府联合环保组织（如WWF-India）发起“拯救星龟”等主题宣传运动，依托电视、社交媒体等大众传播渠道，普及野生动物走私对生态安全的破坏性影响的宣传，并明确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其二，通过校园讲座、社区工作坊等形式深化普法教育。针对边境地区、宠物市场周边等重点人群，强化“举报即保护”的公众责任认知。其三，加强线上线下交易监管。要求电商平台公示合法爬宠贸易许可，设立便捷举报通道，将公众监督转化为执法线索。

　　四、印度爬宠走私管理的法律真空

　　尽管印度采取多项措施打击爬宠走私，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仍暴露出明显的法律体系缺陷与执行短板。现行法规与执法机制尚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导致走私活动屡禁不止。尤其是立法疏漏与执法脱节、跨部门协同执法效力低下、检疫与海关法规监管存在漏洞等问题构成了印度爬宠走私治理的法律真空，仅通过碎片化的修修补补尚难以实现既定问题的解决，亟须通过系统性改革加以完善。

　　（一）立法疏漏与执法脱节并存
　　印度虽通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强化执法构建了打击爬宠走私的双轨机制，但立法与执法层面仍存在显著法律漏洞。立法上，现行法律仅聚焦濒危物种，导致大量非濒危但具生态风险的爬宠（如普通蟒蛇）因违法成本低廉成为监管盲区。在刑责设置中，仅25万卢比的罚款相较于走私暴利（如孟加拉国袋鼠单只黑市价超1万美元）的失衡，还有量刑阶梯缺失，使小额走私常被轻判；同时，法律未追究终端购买者责任，形成“只打运输不打消费”的漏洞，且缺乏与邻国的跨境司法协作条款，致使大量陆路转运案件因境外证据无效而难以追溯。执法层面，技术设备分布不均，AI扫描目前仅覆盖印度的6个国际机场，陆地口岸中的X光机难以避免“港口跳跃”式走私；基因数据库因仅收录58%物种且未进行国际联通，导致安达曼树龟等案件溯源失败。此外，基层执法人员的爬宠识别培训率低、鉴定手册更新陈旧滞后以及腐败治理机制缺位（如西孟加拉邦“免检费”事件），暴露出印度当前“重资源投入”而“轻能力建设”的结构性矛盾。这些治理真空折射出印度立法的制度缺陷，亟须通过全链条责任追溯与区域技术协同填补裂隙。

　　（二）跨部门协同执法实践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印度已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明显的协同障碍。一是管辖权限的交叉重叠导致执法空白。海关、林业、警方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检疫监管等领域的职能边界模糊，现行法律未明确界定联合行动的启动标准与权限边界。例如，林业部门向警方移交犯罪线索时，缺乏《证据法》授权的法定程序等。二是部门间数据交互依赖行政指令，海关通关数据与警方犯罪数据库未实现法定联通。三是跨境犯罪溯源缺乏法定协作流程，警方因需经外交渠道逐级申请境外数据会导致延误取证。以上协同困境导致走私分子利用不同部门的责任条款冲突现象，频繁制造“时间差”走私案件。

　　（三）检疫海关法规暴露监管漏洞
　　印度政府虽然构建了爬宠走私监管体系，但现行检疫与海关的法规中仍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关键漏洞。首先，在检疫标准执行层面存在明显落差。虽然《特殊宠物检疫规程》已建立专项标准，但实际检测能力与法规要求严重脱节。一方面，非重点口岸仍以传统目检为主，漏检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PCR等先进设备的应用范围有限，对新兴变异病原体的检测覆盖率不足，仅2023年就有12种未列入检测目录的病原体。其次，海关监管的技术性漏洞日益凸显。“异宠专项稽查系统”虽已建立风险评级机制，但面对快速演变的走私手段显得力不从心。系统对3D打印器械夹带等新型走私手法的识别率不高，且转口贸易监管存在制度盲区。最后，法规协同性不足制约执法效能。尽管处罚力度已提升至7年监禁，但边境地区执法标准不统一，导致实际威慑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检疫结果与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案例因证据转化问题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四）普法实践成效不显
　　印度当前的公众法律教育体系在应对爬宠走私问题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一缺陷持续削弱整体治理效能。尽管政府已开展“拯救星龟”等宣传活动，但普法工作仍存在三个关键短板。一是教育覆盖面存在严重地域失衡，边境走私高发区的社区普法活动覆盖率不足，导致关键区域难以形成有效社会监督网络。二是教育内容更新缓慢，对Instagram（照片墙）等新兴走私渠道的警示严重缺失，这就使得一些群众不了解网络交易爬宠的法律风险。三是举报机制形同虚设。公众缺乏基本的证据收集能力，因此符合立案标准的举报事项屈指可数，实际中形成“教育缺位—认知偏差—监督失效”的恶性循环，使走私者利用法律认知洼地大行非法贸易新渠道开辟之便。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更迭，印度在异宠管理领域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爬宠走私行为的遏制措施在立法、执法、公众意识等方面存在的法律真空日益凸显。因此，想要在异宠管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印度仍面临着漫漫征途。■
　　
　　【作者简介】何晖(1979-)，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得州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单位“湘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综合特色智库专家，湖南省意识形态领域专家、青年工作者，湖南省民政厅民政研究专家，湘潭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观察》、《当代财经》、JDCTA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马玉婷，女，陕西汉中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责任编辑：古静）